李进，如果再用“一手捧红了黎明、郑秀文，并参与了谢霆锋、陈奕迅和容祖儿入行发展的工作”来定义，未免有点Outdate（落后）。“千万不要叫我什么金牌经理人，我还是个音乐人。希望在有生之年，把我那么多年的经验传给下一代。至于日后在流行乐业内会不会记下李进这个名字？那就要后人来判断。但我相信会有的，毕竟我做了那么多工作。”——这是李进的自我定义。

   早已告别了“经理人”的角色定位，作为董事兼行政总裁，李进在大国文化开拓和打拼已经五年，面对娱乐事业改朝换代般的质变，他认为虽然还是在“摸石过河”的阶段，但对已取得的成绩颇为满意。近期张学友广州演唱会热爆全城，一票难求，扭转了广州演出市场“无钱赚”的厄运。作为主办方之一，李进没有渲染此次的成功，只用他的口头禅轻描淡写地道：“我们只想打造一个正常的健康的演出市场，将更多优质show带给大家。”

   行业的认识：唱片业已经是过去式

   李进外表精明圆滑，锐利的眼神和干练的语气铸造一派成功商人形象。他喜欢讨论唱片业、娱乐业的前世今生，谈吐中引经据典，借古今中西，抒一腔大展拳脚、时势造人的抱负。骨子里的文化气，让他很清醒地看清自己和自己周围的世界，他深信“知人者智，知己者明”的道理。

   “希望香港乐坛多点音乐，少点是非”，是王菲的感言，今年重被香港乐坛提起，成为一句流行的口号。而“是非多，音乐少”，香港乐坛出现这个病变到底是因为哪里出错了？李进在寻求解决方法前，都会首先问问自己，从自身先找问题。他认为乐坛幕前幕后都有其原因——

   “丧失激情是关键。那种真心、自发的热爱音乐已经减退，使得幕后的工作人员创作敏感度下降，软件跟不上，胸襟越来越狭窄。而幕前的艺人不自觉间改变了对自己所担任的社会角色的定义。以前的歌手是真正喜欢音乐，希望通过自己的音乐轻松、娱乐消费者的，所出的音乐舒缓、优美。现在大多数艺人以音乐作为谋生的手段，而因为根基不够（没有真激情），他们承托不了成为巨星的重任。

   “其次是缺乏天才。香港乐坛很奇怪，写歌作歌来来去去都是那两三人。纵然这两三人很有才华，但他们的经历、理解、思想毕竟有限。是不是其他香港人就没有这种音乐天分呢？还是即使有这个天分都已经投入到金融、股票的行列，而乐坛确实太过没有吸引力呢？这其实也是缺乏激情的一种。

“第三是现代人习惯的改变。我们以前娱乐活动比较单一，看看电影，看看书，很多时候可以静心听一下音乐。现在有太多选择，打开电脑、手机，就可以消耗很多时间，大家兴趣转向，对音乐的喜好也减少了。”

   李进谈起流行乐业的兴衰，一气呵成，其间不带丝毫怨气和沮丧。他突然发问：“如果现在有人要你去做胶卷冲晒的工作，你去吗？肯定不去。唱片业也一样，因为已经是个过去式。”音乐的功能已经发散和转移，更多是转向配合的地位，比如安放于一个show内，或游戏中，或变为手机的彩铃……所以他重申他现在致力的是“文化”公司，不但生产纯音乐、纯唱片，还要开拓多元化的世界，积极面对音乐以不同形式表达的转变。

   文化的打造：参照历史，即使错也不至太离谱

   音乐业的衰退，大众激情的丧失，左右了李进事业上的策略，却没有影响到他本身对音乐的钟情：“所有伟人都喜欢音乐。思想家孔子、科学家爱因斯坦，还有我最喜欢的建筑师弗兰克•罗伊德•赖特都很喜欢音乐。音乐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想像力，对创业很有帮助。”针对现今社会对音乐激情的减退，李进主张重新教导和主导现代人对音乐的功能。

   在大国文化的建立初期，李进自言“参与得很厉害”，因为制度的建立是最难的。“比如法国、英国、美国制度的建立，还有日本，虽然是复制别人的制度，但也要加很多自己的东西。每个制度的推行都需要时间，执行的时候有所牺牲，都会面对问题，迎接重大的挑战。”

责任编辑: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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