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酷来自于天性，虽然带点“活受罪“般的黑色幽默。这样的性格或许和他的成长环境有关，因为父母都是老师，管教严格，因此他的叛逆，似乎是从这种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一方面，他对音乐、电影的要求近乎苛刻；而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向周围人施加任何压力，每个在他身边的人都认为他是个随性的人，但在他骨子里，又非常在意别人的想法，“说实话，有时我会顾及周围的眼光，不能那么无所顾虑，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矛盾的混合体。”他说。

　　因此，《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台湾上映时，他曾偷偷装成观众买张票坐在影院里，观察人们的反应。杰王子一出现，观众就笑了，他心里不免有点沮丧，有那么好笑吗？但之后观众入戏了，笑声越来越少。“电影里面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但不能是完全的本色出演，演别人很简单，但是模仿自己，演自己就很难，如果一个电影，人们说你在演自己，那你就成功了，自然是最高的境界。我以一个歌手的身份去做演员，这让我更有挑战性。”

　　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将在今年暑期档上映，到那时，周杰伦才能知道各界的评价。虽然他希望这是一部能经受住考验的作品，但他明白，这个过程远比别人想象的要残酷。“很多人喜欢挑剔我的作品，以前对我的音乐也是。我越往高处爬，人家就越想把我往下拽，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不能因为别人怎样认为就怎样。不管这个电影成或败，我自己都先给了自己一个奖。”

　　这个时代需要“做自己”的人

　　虽然“做自己”这个词听起来有点矫情，但如果把周杰伦的案例摆在那里，你会发现“做自己”绝对是他在今天如日中天的秘诀。周杰伦说，他的偶像是张学友，但庆幸的是，他没有靠模仿他来出道，而是坚持做着属于自己的音乐，否则这个世界只会多了个拙劣的二流歌手，而少了一个音乐天才。“我希望做的是自己，让人家一听到你的歌声，就觉得是你。所以我没有刻意去模仿张学友，我要唱我自己的歌。”

　　他很聪明，他为自己的红找到了答案，也找到了最好的解释，“说实话，我觉得自己是这个圈子的异类。我不适合在这里生存，因为我不懂如何包装自己，但恰好这个社会就需要我这样的艺人，大家觉得比较有新鲜感，所以咬字不清也变成一种潮流。很多东西都不是刻意的安排，那时没有人去唱《双截棍》或《东风破》这样的歌，而我唱了，所以这是一种运气。很多人唱得好，不一定能成名，我也不能说我唱得有多好，运气其实是百分之八十。”没错，这个时代需要像他这样的人，充满个性，追求痛快，而且还带着点浪漫复古的情结。因此，在他身上出现出现了一个怪圈：喜欢周杰伦并不一定喜欢他的歌，喜欢周杰伦的歌并不一定喜欢他的人。他身上体现的两样东西造就了两样粉丝，一类喜欢他的音乐，另一类喜欢他的个性。饶舌嘻哈在国外往往以反社会的凶狠漫骂姿态而出现，但周杰伦刚好相反。《听妈妈的话》被入选台湾小学教材，《蜗牛》入选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歌曲推荐目录。他看起来是个令家长放心的偶像，但满口的“屌”字又让父母们忧心忡忡，不知道他到底是个好孩子还是个坏孩子。

　　“为什么总爱说那个‘屌’字？”我问他。他笑着说道：“从小我周围的人就这样说话，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表达方式。而且我不觉得这是个很坏的字眼，而且它听起来很不错，至少比‘很好’这个词更带劲儿。”

　　和他的性格一样，对于音乐，周杰伦也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风格，“我的风格已经树立了，而且还不错，为什么要改变？那些写文章质疑我风格没有变化的所谓评论家怎么就不反省一下自己，你们那些狗屁文章变过吗？除了靠诽谤吸引别人的眼球以外，他们还会干点什么？”其实，周杰伦的音乐本身就是个天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在他之前，没有人听过这样的声音。在《千里之外》，他说每张专辑里都要有一首“中国风”，这是他的创新之处，把hip-pop和中国传统元素不动声色地结合在一起，这让他的音乐立刻成了鲜明的标签，甚至就连老外也开始翻唱他的那首《东风破》。“我就是要在音乐里追求不同的东西，因此我才把中国风放在音乐里。”这或许是他对“国际化”最为朴素的解释了。

　　在周杰伦看来，最成功的音乐的判断标准是能否被长久地传唱下去，比如张学友，比如邓丽君。他说自己做音乐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希望六十年后还有人听我的歌，我可以对我的孙子说：咳，你知道吗？那是你爷爷唱的歌。”

　　而对于电影，他所追求的却是充满变化的过程，“在电影上，我不会追求固定的风格。它跟音乐不一样，因为我还没有找到成功的类型，所以要多多尝试。《不能说的秘密》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但第二部，我一定会让大家看完之后，觉得不是同一个导演拍的。在艺术上面，我是一个贪心的人，但绝对不是玩票的。”

责任编辑:段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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