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您需要帮助吗？”

    王淑菊女士是西安某高校的副教授，多年来患有一种疾病：一旦劳累，就会突然产生晕眩。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她在大街上走着走着就忽然感到天旋地转，于是不得不蹲下身子，以防跌倒。而每当这时，众多行人在她身边走过，没有人理会她，没有人搀扶或问候她一句，甚至很少有脚步在她的身边迟疑一下。她对此也习以为常，请求别人帮助的奢念在她脑中几乎没有闪现过。

    三年前，王女士到瑞士伯尔尼大学参加交流活动。那天，她走在街上又一次感到晕眩，她连忙坐到街边的长椅上，仰头活动颈椎以缓解症状。这时，迎面走来的一个年轻人立刻加快脚步走到她身边关切地问：“这位女士，您需要帮助吗？”这令王女士很惊讶，按照在国内形成的惯性思维，她摸不准这个年轻人要干什么，于是警惕地摇头。那个年轻人说的是德语，以为她没听懂，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问话，见她依然摇头，才很不放心地走开了。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又接连有七八位行人走上前来询问：“太太，您需要帮助吗？”渐渐地，王女士的惊讶神情被淹没在感动中。活了40多年，这是她第一次受到这么多陌生人的关心，虽然只是一句话，温暖却直达心底。

    王女士的经历让我想起两件事。一件发生在深圳：一个外地民工在横穿马路时被一辆飞驰的轿车撞进了街心花园，小伙子被撞断了一条腿和几根肋骨，动弹不得，他苏醒后扬起手无力地呼救，然而令人寒心的是，整整两天两夜，不知有多少人目睹了他的惨境，甚至从他身边经过，可是人们任由浑身血污的小伙子躺在那里痛苦地呻吟，竟然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帮他一把！在那两天两夜里，小伙子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只是靠喝花园水池里的水维持生命，如果不是一个交警巡逻至此发现了小伙子并把他送进医院，那么小伙子必死无疑。另一件事发生在广州：火车站前，一个正准备进站回河南老家的老大爷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栽倒在路旁，仿佛有一个无声的命令，就在大爷栽倒的瞬间，人群呼啦一下散开，并且从此路过那里的人都和躺在地上的大爷保持一定距离，绕道而行，似乎对这种事避之犹恐不及，更别说上前询问和搀扶了。就这样，大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静静地躺了将近三个小时，直到广州日报的两名记者闻讯（报料是能挣钱的）赶来后，才打120叫来急救车，可是，老人已经死了。

    以上两件事绝不是特例，我相信非常多的中国人都曾有过冷漠待人和被人冷漠相待的经历。冷漠的距离感只会让人情更加冷漠，缺少人间真情的世界，即使物质世界高速发达，也无异于在精神的荒漠中前行，这时的文明之花，就像那海市蜃楼虚无缥缈！当我们的耳边也有幸响起王女士所听到的那一声声“您需要帮助吗”的问候时，我们国人实在是应该脸红的，进而应该在自己的脑中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加塞儿=流氓

    1994年，国内一个代表团到俄罗斯考察交流。这天晚宴，宾主气氛融洽，大家畅所欲言，为了说明俄国文化在中国如何受欢迎，中方一人提到了在中国热映的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大谈当年人们抢购电影票时排长龙、加塞儿等热闹场面。在一旁口译的随团翻译忽然为难了，因为他搜肠刮肚，也没有找到和“加塞儿”相对应的俄语单词，于是他只好将“加塞儿”的情景描述出来，然后问俄国人这种情况在俄语里应该怎样表述。“流氓！这完全是一种缺乏道德和修养的流氓行为！在俄语里还有别的单词表述这种行为吗？没有，只有流氓！”俄国人的回答被翻译成中文后，中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都被深深地刺痛了！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如今的俄罗斯是否引进了“加塞儿”这个词不得而知，不过“加塞儿”这种流氓行为在中国依然随处可见却是不争的事实。每遇加塞儿，最令人气愤的是那些加塞儿者的表情，他们不仅不认为自己缺德，不仅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反而觉得自己有本事，占了便宜，因此总是显得心安神泰甚至理直气壮。毫无疑问，他们这种心理的养成很大程度得归咎于我们国民的容忍、麻木和胆小怕事。就像眼见小偷在掏别人的口袋而不敢吭声一样，因为怕招惹麻烦，我们鲜见对加塞儿者怒斥的举动，这无疑是对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试想，如果我们对加塞儿者群起而攻之，或者群起而怒视之，那么这些加塞儿者还会这样肆无忌惮吗？

    和加塞儿比起来，另一种流氓行为更令人恶心气愤，那就是当街小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街心花园几乎成了某些寡耻之士的小便池甚至粪坑，而在墙根、楼角和背阴处，看到污秽遍地以及墙上写着“在此小便罚款十元”的警告更是不足为奇。亚当和夏娃由于在伊甸园偷吃了感知羞耻的禁果而被放逐到人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知道羞耻。可是，那些随处小便者，他们的羞耻感到哪里去了？“离动物行为越近的行为越不可容忍”，遗憾的是对这种动物行为同样鲜见有人制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及见怪不怪，已经成了我们很多国人的一种近乎病态的心理。

    让我们“见怪不怪”的行为还有很多，比如坐公交车抢座、乱丢拉圾、随地吐痰……

责任编辑:木碗
作    者:孙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