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的魏晋时代在政治上可谓流氓之极，在文学艺术上又却为后世所倚重，“魏晋风度”成为一段我们挥之不去的故事，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情结，似乎那种飘逸、洒脱、放浪形骸的风度再也找不到了，只留得我们不停地唏嘘，不断地去“心向往之”。
 
    后世的我们是在一种怎样的心理作用下，念想着这个时代的呢？

    对于这个时代呼啸山林、吃药喝酒的文人，我们能否简单地冠以消极或积极的评价呢？

    人教版高一语文课本中关于魏晋时期的文章有两：《兰亭集序》和《归去来兮辞》，语文读本中则有一章节的“魏晋风度”和“名著导读”中关于《世说新语》的介绍，分量也算是够重的。而我在教学中发现，对于这些篇目的介绍学生自有参考书，对文章内容的把握，有一字一句的翻译，虽然有些字句值得置疑，但这些翻译大部是可行的。好了，内容了解了，总该学个教育意义吧，语文不是强调在学知的同时，重视学德立人吗？这时老师们就会碰到难题了。一个依赖教参的老师是庸俗的，一个人云亦云的老师是缺乏创新的，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理性的思考，需要广泛的阅读，需要全面地呈现事物本来的面目以及尽可能多的可能性。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这样讲：司马懿父子当权后，凡忠于皇帝或疑心忠于皇帝的士大夫，大批被杀……于是这些已当了官，或尚未当官的知识分子，发明了一种最好的避祸方法，那就是完全脱离现实，言论不但不涉及政治，也不涉及任何事物，以免引起曲解诬陷。清净无为的老庄哲学，正适合这个趋势。士大夫遂以谈了很久还没有知道他谈些什么，为第一学问，……这种纯嘴巴艺术——穷咀嚼，被称为“清谈”。所有行政官员以不过问行政实物为荣，地方官员以不过问人民疾苦为荣，法官以不过问诉讼为荣，将军以不过问军事为荣。结果，引起了全国性空前的腐烂。
 
    我们所熟知的“清谈”流派是：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事实上这些人也是有巨大的差别的，比如这中间有些人是权倾一时的，如孔融、何晏、王谢；有些人则聚啸山林，潦倒贫穷的，如竹林七贤、陶渊明等。其实从东汉灭亡到隋重新统一中国的三百六十九年，“清谈”、“风骨”什么的，随时间延续在内容上本质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显然说七子之首孔融清谈是不妥的，因为他就老是和曹操、曹丕过不去，写文章骂曹丕霸人妻，反对曹操禁酒等，看来他所谈还是和国家大体有关的内容，是出于公心；事实上也是在孔融这个名流被杀后，吃药、清谈才开始了，因为有了这个前车之鉴，何晏就成了吃药和清谈的双料鼻祖，但他吃了药后很精神，难免清醒而遭来司马政权的猜忌，结果也被杀掉了，于是如柏杨所说，当官或不当官的知识分子开始避祸了，过度饮酒，装痴装狂，放浪无忌，以竹林七贤为最；如果说阮籍们是为了避政治而清谈，那么清谈爱好者发展到晋简文帝后，清谈反而相当于现代的文凭吃香了，成了晋人攀升的依据，著名的王导谢安就是因为清谈而成名而当官的。陶渊明可能清谈得并不明显，但是他对官场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依旧不能直露地抨击政治，于是我们或许能从他的诗里品出些什么来，他的《饮酒》诗中有“山气日夕佳”表面上也算歌功颂德的，“江山”、“气数”天天美好，可是“此中有真意”，是表面美好下的社会本质，是对恐怖政治的控告，但“欲辩已忘言”，话到最边，终于没有说出，给人一个找不到头绪的感觉，不是活脱的“清谈”？

    那么怎样看待这些“清谈”者？那些又想保住自己地位的官僚，自然是刻意“清谈”，清谈是消极怠工，如上述的地方官员、法官和将军者是也，有时连宰相、皇帝也如是，晋宰相何曾在儿子面前大唱高调：国家刚创立，该朝气蓬勃才好，不能每次朝会都谈日常琐事，无关疼痒，这会影响到国家将来的。但他自己首先就是谈醇酒美女最投入的一个，一顿饭花费一万钱还觉得无法下饭，这样的政府不腐败才怪呢。那么那些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去“清谈”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怎样的心境呢？我认为如阮籍嵇康这样最初一些清谈而不守礼教者，看似消极逃避（从儒家角度而言，但显然那个时期是个儒学尴尬的时期），实则积极（从“性恶”说而言，他们是彰显了个人的人性、本真，而从真正固守礼教而言，实际上他们是在固执地维护着礼教）。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 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统治者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阮、康对自己儿子的要求也足见其对清明政治的期盼。至于后来的很多“清谈”者，到真是为慕前辈洒脱风范，而仅得皮毛，失其本核了，他们真正失去了“固执”地以极端方式维护正统礼教的精神，而经而变为流俗，被国人广为效法，反而把社会风气引向了腐败和轻浮。加上上层社会一以贯之的“怠工”，整个国家陷入到极度的非理性当中去了。王羲之所处的时代，也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兰亭集序》里指出的一种现象正是王羲之要反思和警示的：被广为效法，成为流俗的游宴，已经没有了阮、康当初的意味，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也荡然不存了，人的价值该如何体现才能成为一个大写的“人”？这正是王羲之由“乐”而“悲”的原因所在吧，趁年华还允许多去做些实事，是他在文中隐含的指向吧。所以那些真正的清谈名士本质上是更为务实的，如满肚子淝水战略的谢安是一贯抵制“清谈误国”的做法的，而魏晋风度的极至，是陶渊明提出桃花源的设想，《归去来兮辞》尽管表达了归隐思想，但归隐决不是因为“田园将芜”，而是“心为形役”，而“役”其“形”的正是虚夸无聊恐怖的政治啊。知识分子是社会上信仰最为虔诚的一群，即使政治逼迫他们放浪形骸，他们骨子里也不敢忘掉忧国，陶渊明“归去来兮”最后还是充满政治热情地留下了桃源情结。

责任编辑:王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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