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朝在公元960年建立后不久，即逐步消灭了南方包括湖南“马楚”在内的地方割据政权，并着力经营南方。例如，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朝廷派蔡煜、章惇对湘中的梅山地区进行开发，新置了新化、安化两县，史称“开梅山”。南宋时期，北方的广大疆域沦入金人之手，湖南更是成为了南宋王朝所倚赖的重要地区。例如，著名的爱国主义将领、词章大家辛弃疾，在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期间，于长沙建立了练兵基地，创建了一支当时最精锐的地方部队——飞虎军；飞虎军的营垒故地就是长沙妇幼皆知的地名“营盘街”。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湖南的手工业、商业及交通，都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都来过湖湘，并为湖南的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局面的出现，无疑促进了湖南社会经济文化的飞跃发展，为湖湘文化的崛起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由此，湖南出现了像周敦颐这样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影响的本土学者，他所撰写的《太极图说》和《通书》，成为理学的奠基之作，他也被崇为宋代理学的创始人；还产生了由流寓而定居湖南成为“湖南人”（原籍福建）的胡安国、胡宏父子，他们开创了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以理学为学术特征、并致力于弘扬民族精神的湖湘学统，成为“湖湘学派”的奠基者。两宋时期有着中国学术史上的“濂”、“洛”、“关”、“闽”四大理学学派。“濂”学指以北宋周敦颐为首的学派，因其为湖南营道（道县）人而讲学于濂溪而得名；“洛”学指以北宋二程兄弟（程颢、程颐）为首的学派，因其居住并讲学于洛阳而得名；“关”学指以北宋张载为首的学派，因其讲学于关中而得名；“闽”学指以南宋朱熹为首的学派，因其主要在福建建阳考亭书院、崇安武夷精舍、松溪湛卢书院讲学授徒而得名。这四个学派，就有三个与湖南有关系。“濂”学为湖南人周敦颐所创；“洛”学的创始者二程兄弟曾经向周敦颐求学，为其弟子；“闽”学的创始者朱熹曾多次因出仕或讲学来到湖南，与湖湘学派的杰出传人、著名学者张栻交游并会同讲学于岳麓书院。与以前各个时代相比，湖湘文化的思想学术性特征从此产生，影响全国并绵延后世。例如，宋元以降直至明清，理学成为了官方哲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巅峰步入末期，以及统治者对理学的改造和利用，以儒家思想为其主干的理学逐渐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约束人们行为的精神牢笼；但是，“湖湘学派”所开启的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的湖湘学，却有别于一般理学家们高谈性理而不切实际的空疏学术，成为士大夫文人关心政治、关注民生、着眼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经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影响到近现代的一大批湖湘爱国志士，致使近代乃至现代的湖湘文化以及湖湘的人才群体独步于中华。

    从传统的华夏农耕文明角度看，元朝是一个由社会文明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所建立的王朝。这一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乃至文化冲突都非常激烈，导致整个社会的发展状况极不稳定。与全国的情况一样，湖湘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陷入了一个历史的低谷期。明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恢复生产，湖湘的社会经济文化也与全国一样开始复苏并得以发展。这种复苏与发展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尤其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发展上，“湖广熟，天下足”取代了宋代的“苏湖熟，天下足”，这表明包括湖湘地区在内的“湖广”已经取代以苏州、湖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而成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湖湘的城市经济主要是工（手工业）商业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虽然其发展速度及所达到的高度还比不上江浙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各个文化领域的发展，毋庸赘述。与前面所述各个历史时期相比较，明代对湖湘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新因素之一是大量移民的迁入。元末明初的连年战乱和兵燹，使得湖南境内的居民大批逃亡外省，主要是逃往四川。随后，各省人、主要是江西人，以从征、屯垦、宦游和经商等方式大批地涌入湖南。此即民间父老相传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大量的移民既引进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质，又带来了新的人种血缘基因。多元异质文化的交汇融合，无疑能够有力地促进湖湘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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