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湖湘的社会经济文化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要对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地区文化的发展概貌及其属性特征有一个较为准确清晰的认识，首先必须了解这一时期湖湘地域内的民族构成情况。

    据史籍记载及考古材料证实，在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更早以前，湖湘大地主要居住着五个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即越人、蛮人、濮人、巴人和楚人。其中前三者最为古老，可以称之为湖湘大地的“原住民”，后两者进入湖湘地区的时间相对较晚。

    古越人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广泛分布于除湘西之外的湘东北、湘东、湘中和湘南地区，即湘江流域和资水中下游地区。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楚人进入湖湘以后，居住在湘北和湘中地区的越人群体南迁，集中徙居于湘南地区，即湘江中上游流域。直到秦汉时期，越人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要住民。此后，部分向西南和南方迁徙，部分仍然留在湘南，成为现今湖湘侗族的先民。

    蛮人也是湖湘地区最古老的民族或部族群，一般认为是殷商至西周时期的“荆蛮”，即远古时期曾经与炎、黄两大部族集团逐鹿中原的苗蛮——“三苗”的后裔，广泛分布于长江中游和湘北的洞庭湖沿岸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在兴起的楚人的不断征伐挤压下，部分被融合进楚民族，部分则从滨湖平原溯沅水、澧水向湘西和湘西南迁徙，仍然保留着自身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独立性，成为现今湖湘苗、瑶民族的先民。

    濮人也是湖湘大地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是当时散居在汉水流域及其以南一带如湘西北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的方国部落群。顾颉刚在《史林杂识·牧誓八国》中认为，濮人的活动地区广阔，东起荆楚，西至四川、云南、贵州，南及湖湘一带。据《尚书·牧誓》记载，濮人（“百濮”）曾经作为一个独立的部落群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聚居在湘西的濮人后来成为秦汉时期史籍中所记载的“武陵蛮”和“五溪蛮”的主要民族构成部分，与前述“蛮人”一道，成为现今湘西和湘西南苗、瑶等少数民族的族源之一。

    相对于中原各民族而言，以上三个民族或部落群的社会经济生产力较为落后，故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国家。这就是《左传·文公十六年》孔《疏》引杜氏《释例》所说的：“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前述所谓“苗蛮——三苗”的民族社会发展状况亦是如此。正是如此，史籍对其记载较为散乱，有时还相互交错混淆在一起。

    在先秦古籍中，对居住在南方包括湖湘的各民族统称为“南蛮”，这是一个庞大的民族系统，内部民族关系比较复杂。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四裔》中将南蛮分为卢戎、蛮、濮、巴四族，其中的卢戎即蛮族之一，故他认为“南蛮”实际上是指蛮、濮、巴三个民族或部落群。有些学者如顾铁符在《楚国民族述略》中认为，我国古代的所谓“三苗”，指的就是这三个民族——这些民族或部落群中的某些部分，便是历史上乃至现在仍然生活在湖湘大地的各少数民族。无论怎样，他们是在湖湘大地居住最久、人数最众、文化最为丰富、历史沉淀物最深、对湖湘文化的原创贡献最大的土著民族，则是无疑的。这三个湖湘远古原住民族的存在、活动情况以及文化特征，不止是有着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还得到大量考古发掘材料的证实。她们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就已经进入到青铜器文明的时代之中。

    巴人相传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为廪君巴务相的后裔，也曾经参加周王伐纣灭商的战争，周初受封建立巴子国，其领地大致为鄂西和川东一带。战国时期，在势力兴起的楚国的逼压下，逐步向川东退缩。春秋时期，与巴人发源地鄂西相邻的湘西北地区已经有了巴人的活动。战国中后期（前316），巴国被秦国所灭，川东失国的巴国遗民大批流徙进入湖湘，散居于湘西北和湘西的蛮人、濮人居住地区。这一民族，也成为秦汉时期史的“武陵蛮”和“五溪蛮”构成部分，并成为现今湘西土家族的族源。

    楚人是进入湖湘大地较晚的一个民族。与湖南古代民族历史有关的楚人，应该包括两部分人，其一即前述自夏、商时代一直居住在洞庭湖区的湖湘土著民族“荆蛮”而后被融合进楚民族的一部分；其二为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征服者不断从长江以北楚国腹地南下湖湘的楚人。这一部分楚人包括有楚国的王族和贵族、派遣的地方行政官员、南征的士兵、部分移民和商人及其家属等，还包括部分被楚灭国和同化后被强制南迁的江北方国居民。春秋以前，楚人主要分布在湘中、湘西北和湘东北地区；自吴起相楚征湘后，逐渐分布到湖湘各个地区，其中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最为集中，其他则分布于长沙、益阳、常德、临澧至湖北江陵的交通线上；在湘南和湘西南地区，楚人仅仅作为统治者和征服者，为数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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