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湖南省茶陵县，地处湘东南部，靠近江西，离长沙约220公里，是一个山区加丘陵的地方，面积2500平方公里，人口58万。虽然就这么个普通县，地方不大，人口也不多，但即使不考虑那些有少许差异的种种方言，仅互相间听不懂的方言就有四种！据史载，茶陵于公元前202年汉时期置县。如果过去两千多年里有跨地整合、有社会方方面面的异地融通，为什么到今天在这么小的县内还有四种相互听不懂的方言？如果没有太多跨地整合，又是什么在维系着这么多种子文化？退一步讲，既然在一个县都有如此之多的亚文化、分割的子市场，在湖南省范围内会是如何呢？在全国之内呢？—— 不管以往的历史学者、文化学者、经济学者怎么说中国地域经济早就一体化，市场早就统一，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县内到今天还有这么多互相听不懂的方言，这足以证实过去中国商业的不发达、市场的不足够整合。

　　为什么中国社会以千千万万个亚社会、亚文化存在了几千年？如果说这种局面今天正在被打破或已经被打破，那么转型后的中国又需要靠什么文化、制度与经济架构支持呢？只有理解过去，才能帮助我们看清楚中国社会未来的挑战和走向。

　　基于亲情、乡情的商业信用

　　茶陵在两千多年里能维系四种相互听不懂的方言，说明各地间的商业交往必然有限，否则，久而久之，广泛的往来会逐渐抹平各方言的差别，几百年里会同化相邻乡镇，然后进一步同化相邻的县、地区，以致于最后同化各省的文化和语言。那么，是什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妨碍跨地区间的商业往来呢？

　　首先当然是交通技术的不发达，用两条腿走路怎么样也难“天马行空”，靠肩挑担子怎么也挑不出规模贸易来。传统的规模运输工具主要是船，水运最容易、也最简单，只要能在水上漂的东西就能运货物，而且有时也能运很多很重的货物。正因为水运优势，江浙以及沿海地区历来得天独厚，跨地区商业很发达，所以，今天在江苏、特别是苏南方言就少，即使有，方言间差异小，基本还能听懂。相比之下，湖南就没有那么幸运，湘江流域以及洞庭湖是湖南的主要水运网，但多数县都离湘江太远，各地有不少支河，不过一般都太小、太浅，不能支撑够规模的竹排、木舟。像茶陵最主要的河流是洣江，而其水位很浅，一年有几个月水流不多，它不仅难以支持县内各乡间的贸易往来，也难以让茶陵与周围县市有规模性商业交易。

　　在北方，江河就更少，河运不现实，马车唱主角，而其规模在有正式公路前也难以上档次。当然，在茶陵这样的南方地区，骑马从来不是一种传统，本来可以帮助增加异地交往的这一交通工具也就没有。过去没有长途运输工具，茶陵人基本是在哪个乡出生，就在那个乡过一辈子，说一辈子本地方言。

　　其次的原因在于传统的农业生产能力。中国社会几千年处于温饱的边缘，农业以粮食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能够有的剩余有限。因此，可以拿到市场做交易的东西除了手工制品外很难有别的，支撑跨地区贸易的物质生产基础非常有限。所以，从这个意义讲，过去农村对更大规模运输工具的需求的确不高，没有太多东西可以卖，要规模运输工具干什么呢？

　　再次，或者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家的抑商文化和排斥非血缘关系的文化。在本地只认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在外只认乡情，也就是说，首先最信有血缘关系的人，其次认同乡，除此之外的人就无法相信了，这是所谓儒商的核心信用体系。这就是为什么儒家社会里创业者很难实现家族企业到职业经理现代企业的转型，家族企业可以做到一定规模，然后就“富不过三代”了。

　　具体一点讲，儒家基于“三纲五常”的名分等级秩序以及相配的价值体系，其起点社会单位是建立在血缘之上的家庭、家族。也就是说，儒家秩序的“硬性”基础是血缘和家庭，“软性”基础是“三纲五常”价值体系。通过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儒家文化的宗旨是使家庭、家族成员间的经济交换能有坚实的信用基础，将成员间的违约风险、“不孝”风险降到最低。儒家文化的目的是增加亲情成员间的经济交易与感情交易安全，提升一代接一代的生存概率。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陈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