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就饭桌说事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王闿运

    一生狂狷谐谑的王闿运在浙江讲学时开门一联，语惊四座。但纵观壬秋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中兴将相，什九湖湘”，这对对联十分能够表达当时“湘”在晚清及民国初年的巨大影响力。当太平军的长矛秉持着稚嫩盲目的宗教信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向满清孱弱的身躯时，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中兴四大将”开始登上历史演绎的中心，正是在这个时候，以此四人为核心的人们开了一桌，这一桌，开始人倒不多，可是时机准，桌面位置摆得恰当，桌上东道主很会点菜。紧接之后，英才辈出，壮士纷呈。“湘”，这个象形文字，以教育为基础，以军事为契机，迅速拓展到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在中华的版图上越写越大，越来越显赫。

    如果说晚清湘士以“护道”为出发的核心起跑线，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士大夫情节准确诠释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君臣理念，同样也是历史的要求。但十九世纪中晚期的中国历史，是思想爆发的前夜，是社会变革的先声。战争的频繁、国力的衰弱，已使中华——这个以“历史”架构起来的古老民族深感生存的危机。当显赫的湘军拉响了湖湘文化前进的引擎，实现了地域价值的真实爆破，他们同时也完成了团队与个人的历史使命，后起的英才握起了这根接力棒。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谭嗣同以“殉”的悲情实现了民族理想的最高价值，也为“戊戌变法”打上了省略号中的最后一点。积病多年的社会现实在全面的思想压制下凸现了英烈的身影，可惜在于异常顽固、强大且迟钝的老旧势力对抗的棋盘上，他们倒下。谭嗣同、唐才常、沈荩、陈天华以“思”谋民族之出路，以“行”图将来之远景，以“死”召继来之人杰。疾风骤雨的社会革命开始了：湖南人开始大规模、集团性地登上中华历史的舞台。

    革命的力量不仅需要文化的扎实积淀，更需要忠直梗朴的真性情。在混乱的民国时期，黄兴、蔡锷、刘道一、禹之谟、宋教仁、焦达峰等一大帮湖湘志士杀生成仁、舍身取义；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左权、陈芳明、赵伯华、王剑岳、齐学启等无数国共军兵以铁与血的行动力抵御外侮，马革裹尸。彭德怀、贺龙、罗荣恒——十大元帅中湖南人居其三；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十大将领中湖南人占有六。“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土”，战争年代，军事的巨大价值为湖南人的骁勇善战减略了繁杂的生长因素，提供了最佳的政治平台。历史的要求在于瞬息的洞察与把握，伟业的成本操作以最大的群体为基础力量，以无数生命的价值绘就了可歌可泣的民族篇章。“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当革命的号角渐趋平静，历史的故事成为当时当事的飘零秋叶，但秋叶入土，又将化为沃壤，沃壤成歌，当是不断的弦歌再起。

    四、大家的味蕾神经

    忆昔开元全盛日，
    小邑犹藏百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
    公私仓廪俱丰实。

              ——杜甫《忆昔》

    这是杜甫《忆昔》的前四句，写于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而正是在这一年，唐代宗置湖南观察使，领衡、潭、邵、永、道五州。“湖南”这个名词开始正式进入中国行政名册。这本是历史的一个无意的巧合，此时的杜甫，正目睹着唐王朝由盛转衰，不禁沉湎于曾经社会丰足生活的美好回忆中，但真的那么好吗？人人都那么好？对于历史片断的思考，人们往往会侧重于选择自己所欲图表达的一个点，再加以文学修辞，理想地美化。盛唐雄风，它所能带来的民族自尊至今还让中国人舍不得丢、死拽在手里。正如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对于雅典民主的推崇而忽视了当时奴隶的悲惨命运，我们追忆盛唐，在其铸就强大国家形象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忘记了底层人民的压迫生活，那么我们对于湖南文化的解读呢？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徐虎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