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长沙会战的前一年，即1938年11月，长沙发生了震惊世人的“文夕大火”。这场大火，本是国民政府实行“焦土抗战”的一种无耐策略，焚城也只是一种战略准备，却缘于太过紧张的神经，一个小小的误会，在日军未到来之前，焚城便提前由最坏的“可能”变成残酷的“事实”。大火烧了整整五天五夜，全城街道、建筑90%被毁，大火中丧生者达3000多人。当时《中央日报》社论沉痛写道：“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也就是在经受这般“残酷”的打击后，也就是在这片“破败”的废墟上，长沙人依然坚强地挺了过来，以滚烫的赤诚热血，以无畏的决然豪情，换取“长沙会战三战三捷”的骄人战绩，大长我国人志气，力壮我中华国威。 

　　虽然长沙第四次会战（即1944年的长衡会战）时，因为兵力过于悬殊，长沙终是沦陷。可血性的长沙人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许多志士仁人更是气贯长虹，以碧血丹心坚守民族的大义气节。譬如当时长沙名士、前清翰林，已经七十多岁的书法家郑家溉老生生，便是毅然拒绝担任日伪维持会长职务，骂贼不止，最终投塘自尽，以死明志，实现了他生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性诺言。湘湖民族气节史上，也由此多了一个穆重的血色惊叹。 

　　湖南人的血性，远不如我们想象得那么冲动和简单。 

　　如果你细点心，便会惊喜发现这些血性的好儿男，却非粗陋的莽夫白丁，而都是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的读书人。谈及地域文化性格，最有代表性，也当是这些承载、整理、发扬地域人文精神的读书人。也正因为湖南血性里的诸多文化因子和历史渊源，使得湖南的红色精神，具备了更耐人寻味的丰厚内涵。 

　　湖南人历来品性豪迈，这一点有唐时湖南长沙窑出品上的诗为证：男儿大丈夫，何用本乡居；明月家家有，黄金何处无。与此有一比的，便是毛泽东16岁时改写日本人西乡隆盛的明志汉诗，诗曰：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般精神气象，自是一脉相传。 

　　论及湖南人群体性格，我以为与唐时湖南人欧阳询的书法特征有诸多相似之处，即“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是那种厚重中透露出尖锐的一派。也就是说，他们表面上平实内敛，但骨子里意气风发，神采风扬。或许缘于湖南耒阳人蔡伦发明了纸张，使得湖南人对于纸墨承载的文字或文化，更具亲切感、自豪感和使命感。换言之，他们更青睐、也更相信文化的力量。于是，湖南人的狂放，常是漫卷书香，他们的自信，缘于知识的兼容累积，他们的潇洒，缘于文化的喷薄释放。 

　　因此湖南人气宇轩昂，野心勃大，敢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鸿鹄之志，敢做“天地为之动容，四海因此寂然”的撼世义举。对此，不要以为那是狷狂之言，痴语梦想，湖南的读书人真的敢作敢当，“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也常做的有模有样。“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样的话，也只有湖南人敢说，而且说的是如此浩然，如此坦荡。

　　敢把“江山社稷”扛在肩上的湖南人，最具“霸气”的便是这股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济世情怀。虽说中国的读书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结，可说及执行力，却多是停留在“读书人一声长叹”或“纸上谈兵”的浅薄阶段。相对而言，湖南读书人除了那一腔滚烫的热血，具有更高的水平，更多的能耐。他们往往思考得更深入，行动得更彻底，坚持得也更长久，于是，对于这“霸道”的口气，最多也只能来一句“惟楚有才”的慨然罢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精神，多半自湖南人开始。或说师法，邵阳人魏源写就长达100卷的奇书《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擦亮了困惑已久的中国人的眼，使得我们学会从虚妄的自大中走出来，开始真心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或说求变， “戊戌变法“时，全国诸多省份，支持变法的开明官吏唯只有一个湖南巡抚陈宝箴。或说创新，办学堂，开路矿、造枪炮、建轮船，湖南人无不是走在国人前列,而且做得是那么有板有眼，有声有色。 

责任编辑:樊光炜
作    者:断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