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是红色的。 

　　意象里的湖南，红的是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的恣意豪情，红的是爱晚亭旁“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意浪漫，红的是岳麓山上“青山有幸埋忠骨”的血色惆怅。这种红，浓烈、张扬，也常常带有血色的豪情和冲动。于是，对于湖南的印象，便总离不开那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意象红色”给予的刺激和震撼。 

　　对于红色湖南的第一意象，首先是一种纯粹、勃发、激扬的血色。千百年来，这令人激动的颜色，可是由湘湖诸多赤子之血层层浸染。因为干净得高尚,因为纯粹得从容，所以相对国人的世故圆滑、灵珑剔透，我更喜欢湖南人性格中的这份圣洁的血性和直白的坦然。 

　　湖南人的血性，先是体现在浓烈的忧患意识和济世情怀上。这种精神传承，或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太过较真”的屈原。这位浪漫而忧郁的老先生，悲情《离骚》，忧思《天问》，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精神，求解济世的“天”道，公益的“正”礼。这种“悲天”的忧郁气质和“悯人”的济世情结，对于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影响甚大，对于湖南的老乡影响尤其明显，其影响力，甚至浸入到骨子里，融化到血液中。曼昭《南社诗话》说：“湖南志士好自杀，而自杀尤好沉水。“譬如陈天华、姚宏业、杨笃生等湖南的热血青年，莫不如此。我想，志士们选择这一极端却又令人尊敬的“救国方式”，多多少少都应该与屈老先生的影响有关。 

　　如果说屈原为湖南人的忧患意识树立了精神坐标，那么千年过后的宋朝范仲淹，又以生花妙笔添写了最好的“导向”注脚。洞庭湖畔，岳阳楼上，范先生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使得一道文人命题，立意大气得无可话说，一面人文大旗，气度张扬得也是无话可说，从此，湖南人也就更加理直、更加气壮地担起“天下忧乐”的重任。熔铸于群体人格中的精神气象，千年传承，一脉相传，在与历史的激越碰撞中，溅射出炫丽火花。这星星之火，曾成燎原之势，以“革命”之烈火，以“运动”之狂飚，席卷大江南北，誓在烈火中重塑我民族性格，收拾我大好河山。 

　　也许是心太真，也许是情太浓，湖南人对于国家的热爱、对于理想的追求，总是那么执着和浓烈，甚至不惜以鲜活的生命或滚烫的热血为代价，求取人生的份量。也许是把“救国家，济苍生”看得是如此得“重”，才会把“抛头颅，洒热血”视得是那样得“轻”。 

　　于是，维新志士谭嗣同主动选择“为变法而流血”。“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般刚毅的语言，与那颗坚硬的头颅一样，掷地有声，从此，沉闷的中国不沉闷，黑暗的华夏，也终有希望的火炬渐渐燃起。便是今日，重读“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悲壮诗句，想起“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绝境潇洒，总恨不得穿越时空，化为李逵，持两把板斧，与大刀王五一起劫了这法场。可先生决意要死，他想得比我们深刻，比我们深远，于是，冲动也只能“规矩”点，去刑场与先生对拚几碗酒，痛快为先生流一次泪了。 

　　再如民国先躯陈天华、黄兴、蔡锷等，个个愿为“革命马前卒”，或是敲响醒民警世的钟声，或是奏响辛亥革命的号角，或是树起护国讨袁的义旗，无不是“治国平天下”的丰功伟业。民族群英谱上，他们傲然挺立，浩然独往，俱是热血好儿男，俱是杰出大丈夫。如今，云松掩映的岳麓山上，长眠着三位先烈的忠骨，满山丹枫，烈士碧血，互为映衬，使得湖南人的血色精神红得更加夺目，更加鲜艳。 

　　湖南人的血性和超然，并不说明他们是“超”人。他们同是血肉之躯，只是有一副不信邪的硬骨头，一股不服输的“野”精神。于是，愈是非常时期，他们愈是坚强和勇敢，愈是令我们汗颜，令我们慨然。譬如抗战初期，日寇铁蹄肆意践踏，国军一败千里，唯有攻打湖南时，骄横的日军终被狠狠地教训，三战皆败，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长沙会战。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历时23天，共毙伤日军5万以上，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说:“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的胜利系华军的长沙大捷”。 

责任编辑:樊光炜
作    者:断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