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五十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迅速发展和抗菌药物的日益增多，多种曾经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逐渐得到控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性传播疾病的发病率却越来越高，性病的种类也越来越多。本世纪60年代以前，常见性病只有淋病、梅毒、软下疳、性病淋巴肉芽肿四种，现在则增加了尖锐湿疣、生殖器疱疹、以衣原体感染为主的非淋病性尿道炎等发病率很高的常见性病，被世界卫生组织列入性传播疾病范围内的疾病已达20余种。近十年来更出现了使整个人类都感到恐惧的艾滋病。

　　世界卫生组织1991年提出的报告中指出，每年有2亿5千万人通过性交感染性传播疾病，全世界的性病发病率都呈上升趋势。美国国家卫生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强调性病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灾难，慢性生殖器炎症、盆腔炎、不育症、宫外孕、早产、死产、宫颈癌等严重损害女性健康，甚至造成死亡。性病引起的生殖器溃疡，更使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增加3—5倍。

　　以上事实表明医学不是万能的，仅仅依靠医学不可能有效控制性病的流行，人类必须对性行为的放纵进行反思，对破坏了性道德合理成份的“性解放”重新进行认识。

　　远古时代，部落内部的性乱交不会造成性病广泛蔓延。某个部落即使出现性病，流行也局限在这一部落内。当发生致命的性病流行时，充其量使这一部落毁灭，病原体也随之一起消失。在族外婚时代，性病流行也只能影响几个有血缘关系的部落。

　　古代人类的活动受到地理环境分隔的限制，不同地区之间的人群交往很少，性病只能在当地流行，很难向其它地域扩散。我国明宋以前的古代医籍上大致只有淋病的记载，欧洲原先也没有梅毒。医学史的记载表明梅毒原自美洲，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后，水手们把梅毒带到欧洲，引起欧洲的梅毒流行，以后又从欧洲传入中国。

　　近代，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促成了国际、洲际的人群大规模流动，也促成了各种性病流行范围的扩大。原来在南部非洲某个地区流行的艾滋病，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世界，成为全球性的灾难就是性传播疾病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对于这种既无特效药又无疫苗的致命性传染病来说，唯一能够制止其疫情发展的有效措施就是制止性乱，人人洁身自爱，重整为“性解放”所破的性道德观念。艾滋病虽然也通过血液传播和母婴垂直传播，但这些途径都是性传播的延续，相对比较容易解决，只要性传播一停止，艾滋病的流行也会最后结束。

　　严重的问题在于“性解放”的鼓吹者不肯放弃性乱行为。当西方社会饱受艾滋病灾祸而有人提出必须重视性道德时，“性解放”者却声称“现代医学可以防治性病，即使是艾滋病也可以使用避孕套进行预防，而且今后还会有治疗艾滋病的特效药和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所以决不能因为艾滋病而使性革命半途而废。”

　　然而严峻的客观现实却与“性解放”者的主观臆断完全相反。首先是现代医学无力制止越来越严重的性病流行。现代医学技术对性病的防治能力十分有限，远不如性道德对性放纵行为的约束更能有效地控制性病蔓延。发展中国家卫生资源严重缺乏，人民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又差，唯有性道德对性行为的约束，才能使这些国家免于艾滋病灾难。

　　其次，想要依靠提倡使用避孕套来预防艾滋病的做法是不可能最后终止艾滋病流行的。哥伦布的水手把梅毒带到欧洲后，在欧洲引起严重流行。16世纪，或者更早一些时侯，就有人制造了阴茎套用于预防梅毒。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陆、海军虽然向官兵分发了避孕套，并鼓励使用，但患性病的军人仍有28万人之多。避孕套在使用时因为破裂和滑脱，失败率可达10%以上；用于避孕的年失败率一般也在10%左右。如此高的失败率本身就意味着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是冒险的，不安全的。

　　避孕套用于预防艾滋病的效果会比用以避孕更差。一次射精有上亿个精子，却只有一个精子有机会通过宫颈、宫腔、输卵管这条唯一的通道与卵子结合，而且每月只有一次排卵。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每毫升精液中有1千万到1亿个艾滋病病毒，病毒比精子小得多，可以通过受到轻微擦伤的任何部位的皮肤、粘膜侵入人体，不论是阴部或是躯体的其它部位，所以受感染的通道是无数的。可以受孕的卵子只有一个，而可以受HIV感染的T4淋巴细胞每毫升血液中就有800个以上，再加上具有CD4受体可受感染的其它细胞，数量就更大。从时间上说，受感染的机会也不是每月一次，而是每次性交都有可能。

责任编辑: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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