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省作家协会当招聘制的专业作家。那时省作协还没有同省文联分家，都在一个院子里办公。作协办了一份内部的报纸，出报后分送给文联下面各协会的人看。报纸叫《新闻人物报》，有一期约我写了两则访美杂谈，并且配了我自己的插图。文章其实写得漫不经意，但所见所闻所感也还算真实可信。作协的人看了倒没觉得怎么样，美协的钟增亚先生看了却大加赞誉，且还夸我那近似涂鸦的插图，说是不拘成法，有味有味。别人传来这话，我听了只是汗颜。有一回我到文联院子里，正好碰到钟先生，他一把拿住我，三言两语便提到我的那两则小文及插图，把我表扬得手脚不晓得朝哪里放。“我这个人有个坏毛病，”他说，“就是喜欢有本事的年轻人。你好好写文章。你的文章我还蛮喜欢读。”又说，“画也画得蛮有味。科班出身的还不敢是那样画。”我真的是惭愧得紧，连忙拱手作揖：“在你郎家面前我还敢谈画画?那不是鲁班门前弄大斧?”钟先生说：“那也不见得。契诃夫讲，大狗叫，小狗也叫。我看有时候小狗叫得比大狗还好听些!”以后我到作协去，在院子里但凡遇到钟先生，他总要拿住我，到他的画室里扯谈。于是大狗也叫，小狗也叫，总之是声气相通，交谈甚欢。

    那时候我到作协去，有两个人见到我必拿住我扯谈的，一个是莫应丰，一个是钟增亚。

    现在，这两位率真爽性“有坏毛病”的人，天不假年，惜乎都不在了。

二

    有人告诉我，说钟先生的画越来越值钱，还说，钟先生如今画价看涨，就不再随便送画给人了，人要来索墨宝，对不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有这样的事吗?

    也许。但即使如此，我觉得那也未必不正常。画画是劳动，而劳动产生价值。劳动也需要以货币的形式来表达肯定与尊重。这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只是传言者的语气里，含得有弦外之音，一句话就把人“卡通”了，定格了。

    三年前的夏天，我同钟先生还有一大帮朋友游南澳岛。因为岛上旅游项目的开发者，也是一位长沙籍的朋友，盛情地邀了我们去。我们在海边上吃像骆驼肉一样味道的鲸鱼，喝酒，聊天，一直聊到星光落尽，海天微熹。钟先生是其中的年长者，但他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显得活泼、率性、天真而透明。酒喝到好处，兴致逼来，就叫人把画案摆好，笔墨侍候好，挥毫就画，俨然乎信手涂鸦的顽童。给我们每个人都画了肖像速写，每有神来之笔时，众人喝起彩来，愈发起劲，摇头晃脑，笔走龙蛇，谁要谁拿去，完全在性情之内，功利之外。我撰了副对子，算是我们南澳之行的留念。钟先生大笔一挥，龙飞凤舞写了下来，赠予南澳的朋友。

    岛主说，要把这字拓在巨石上，永久留存。如果岛主真这么做了，那南澳岛上就留下了钟先生那一时的兴奋同忘情，历百世而弥新了。

    去年秋天，我们又在烈士公园湖边的朝晖楼吃饭喝酒。有了三分醉意后，他又叫楼主把案子铺好，于是又写字画画了。一桌人十来个，人人找他索字画，皆有求必应。我一个朋友陈益南，我叫来一起吃饭聊天，与钟先生素昧平生，钟先生也送了两幅字画给他。那天他的状态极佳，所有字画如得天助，皆奇异生辉。给我写的“平常心是道”，真是凛然有神，怪拙新奇。后来裱好装框后放在我的书房里，我经常把玩，百无厌足。

    一个艺术家也同任何一常人无几，有许多的面。我所见到的钟先生的这一个面，太叫我难忘。像钟先生这样的性情中人，你只能在性情二字之内认识他，庶几才是真实。

三

    今年春上开省文代会我见着钟先生时他还好生生的一个人，同我谈及想在乡下圈一大块地，搞一个北京宋庄那样的艺术家村落。“你一定要来一个。”他对我说，“要多来几个有味的人!”手在空气里划动，仿佛勾勒着他未来的梦境。

    文代会后他去三峡写生，回来就悄悄地住进了湘雅附二医院。只有少数几位朋友晓得他住院的消息和他真实的病因———癌细胞正在猛烈吞噬着他的生命。我和一位朋友到医院去看他，他的脚都浮肿不堪了，但他的精神却依然故我，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他还展开他画的三峡长卷的墨稿草图来给我们看，言语之意是一俟他康复出院，立即就要泼墨把它画出来。他是真的不了解自己的大限将至了么?

    告辞的时候，我走到病房外，钟先生忽然把我叫住，打个拱手，说，立伟兄，拜托拜托，遇到熟人朋友，千万不要讲我住院的事!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何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