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阙里文献考》说：“光武帝击破董宪于昌虑还，过鲁，坐孔子讲堂，顾指子路室诣左右曰：‘此吾太仆之室也’。”光武帝所“坐”的孔子讲堂，无疑是天下最早的讲堂。清宣统《山东通志》卷十四说：“魏晋之后，凡建学之地，皆有讲堂。”这说明魏晋之后，学校有讲堂已经相当普遍。至于这些讲堂的作用，往大里说，一是“隆其规制”（清艾浚美《郧山书院记》），一是“遵道也”（元许善胜《马侯修学记》）；往小里说，无非是一个有老师讲学、学生听课的教室罢了。

    岳麓书院讲堂，位于中轴线正中，是这座庭院的心脏位置。仿佛走进一个文化王朝的殿堂，可以闻到来自宅院深处的味道，宋朝或者明朝的尘埃在空中嗡嗡飞旋，如同蚊子，拍打任何一颗都能看到那个朝代文化的血痕。阳光在堂外矜持而独立不羁地跳动，逝去的先贤的灵魂在阳光中相互呼应，历代的文物在每一个朝代里散发着迷人的野性的气味，张扬着炫目的话语权。

    讲堂是这座庭院历史最悠久的建筑，始建于唐末五代（约958年），宋、元、明、清数代不断重建、改建、扩修，今存建筑为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建造。讲堂形制五间，单檐歇山，前出轩廊七间，总面积近500平方米，是古代的大型建筑。

    讲堂中部的讲坛，是历代大师讲学的地方。最早登坛讲学的是谁已经无法考证，南宋的文化大师朱熹、张栻登坛讲学之后，这个讲坛的文化意义已经大于它的教学意义，明代登坛讲学的大师是王阳明，清代最后一个登上讲坛的是国学大师王先谦，民国之后，登坛讲学的人缺乏记载。最新一轮登坛讲学的人是余秋雨、余光中、金庸他们，电视对他们的讲学进行了实况转播，他们讲学是货真价实的，但登坛却是象征性的。

    民国时期，有个叫宾步程的人在讲堂的入口挂了一块“实事求是”的木匾，自此以后，出入这个讲堂的文化人都保持一种竞技状态，内心好比有一帖道符贴着，在文化的面前一点也不敢马虎。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玄烨为笼络这座庭院的文化人，送了一块“学达性天”匾，对这里的文化作了“钦定”，数十年后，他的孙子弘厉再次给这座庭院的文化“加冕”，于1743年（乾隆八年）送了一块“道南正脉”匾，这两块匾现在都挂在讲堂的上空，散发出破落皇权特有的腥味。

    从前读二十四史，觉得中国的历史是封闭的。这种内敛的土产，使历史本身变得苍白，文明的认知能力丧失。现在看来，这可能是我对历史误读之后产生的错觉。因为大多数时候，历史都是敞开着的，就如这个讲堂，并不需要门，所有的秘密都散布在旧时光中，曾经有过的一切在无尽的世事沧桑之后依旧不改饱经风霜的光洁，其沉稳与尊严，其风骨与神韵一眼就能望得见。

    在我看来，这座三面有墙一面敞开的讲堂，一直是这座庭院的主宰，标志着这座庭院的修行和文化精神，是这座庭院的文化结构超智慧的浓缩，有一种神魂与共的庄严感。

    在文明的进程中，这样的讲堂一直站在基层和前线，承受着创造的风险与生趣，它的气魄和幽默使它超出了自身的制约，从而有机会在历史的竞争中展示自身的机敏。它深踞深山一隅。但任何时候，都像一个面向天下的文化足球场，精彩的赛事接连不断。任何人只要你怀藏朴素的文化真理，有足够的文化底蕴和不怕天下人掩口耻笑的心智，都可以坐到讲坛上去，用你的方式妙语天下、演绎文化。对于传统士人来说，这里充满了神的启示，没有门坎，没有世俗的寻衅挑战，其行为方式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教学范畴，上升到了文化自由。即便在休赛季节，教育回归到按部就班的通常秩序，其气氛也是轻松活跃的。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打破了导师与学生的心理障碍和知识传授的固定格套，化腐朽为理趣。通常的情况是老师主讲，学生提问，或坐或立，不拘方式，与今天的灌输式教学完全不一样，“生徒环立，各执疑难，问辩蜂起”的记载屡见史书。遇到名家到堂主讲，则天下士子云集，各门各派皆可亮出自己的观点，问者轻松自如，答者也独具谋略，能把深奥刁钻的问题解说得如同平常事物，文化的节操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经过“文革”的人，知道课间休息都有唱歌的环节，虽说唱的是革命歌曲，但也歪打正着地继承了古代书院讲学的歌唱传统。每逢会讲，气氛庄严，难免论辩争执，为此每隔一个时辰，便唱歌一两曲。那歌曲虽说没有甲壳虫乐队那样狂飙和麦当娜那样肉感时髦，但对培养轻松的气氛和自身的风格很有益处。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江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