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在长达十年的时空中，余秋雨先生以他独具个性的散文写作，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名和经久不衰的市场认同，有关他的文本批评和人格批评也从来没有停止。余秋雨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文化洞察能力和社会宣传能力以及新闻媒体有意或无意的帮助。在各种“自炒”和“他炒”的过程中，他的品牌价值登上了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高度。在登高的过程中，应当说他的双脚是踏在批评者的肩膀上的，这对于批评者来说，是一个很残酷但又不得不忍受的事实。而今，可以说，对他的任何批评指摘都是在帮他的忙。他十数年来所写的各种文字，全部被翻炒成各种豪华昂贵的纸媒读物，码在大大小小的摊点上，正在借助大家的言论，获取巨额的商业利润，设若哪一天余秋雨先生发一封感谢信给批评者和炒作者，说他住的别墅、所用的香车宝马都是批评者和炒作者送的，那一定是这个时代最啼笑皆非的事。

    对余秋雨，我除了对他的文本本身感兴趣之外，有关他的是是非非，我并非是热情的窥秘者，我写过一篇《批评与反观》的文章，也是从批评自我谈起，王元化先生说：“自从酷评的幽灵在九十年代末重新再现后，文坛、学界似乎变成了民初‘议会’式的扰攘场所，在一片叫骂声中，这是难得听见的超越混乱之上的清新的声音。”（引自2000年8月4日王元化致《书屋》王平的信）

    有关余秋雨的批评有两类。一类是指出其行文的硬伤，这属于学术范围，这种批评对文化建设有好处，以文为生的人，或多或少都会留下一些毛病，得人指正，利己利人。二类是指出他在“文革”中的诸多问题，最近与古远清先生的官司就属于这一类。“文革”无疑是中国人的一个后遗症，有着切肤之痛，因此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文革”干将特别厌恶。余秋雨先生是否是“文革”干将，这是批评的焦点。如果是，再狠一点的批评对他也不过分。现在的问题是，批评者本身是否具有批评的资格问题。我已多次说过，“文革”是大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以我一个当时身处僻壤毫无知识的孩童，尚且写过大字报，相信没写过的人也只有个别。诚然问题的性质有轻重之分，但以五十步是否有足够的资格笑一百步，这是值得深思的，因此倡导社会良知的整体自审，比揪住余秋雨的尾巴不放显得更有分量。我这样讲，并不是说所有想弄清余秋雨“文革”问题的人都不对，而是看你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为了私愤？为了提升自我？为了附带出名？为了窥私？至少我认为以一个传记学家的立场从弄清余秋雨生命的走向、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出发，是可取的。

    文化批评应当建立在正确认识的轨道上，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是“文化”，文化批评能够帮助社会理清文化与生命个体的关系，使生命个体获得广泛的认知能力。

    对余秋雨的批评者的构成分析，需要社会心理学家进行艰苦的努力，在此之前，尚没有人对某一作家的批评群体作动机、学养、道德、人格上的广泛研究，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研究者的缺席，使这一批评群体处于一个杂芜的鱼目混珠的状态，很难看出这一群体本身的自我人格走向，对批评者本身的批评很难进行，批评的尺度很难把握，被伸张正义的旗帜所掩盖的那种或高尚或卑琐或真诚或阴暗的复杂心绪很难揭开，由此而影响了正常健康的批评秩序的建设。因此，对批评群体作一种理性化的再批评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目前最欠缺的。

    文化批评缺乏理性化的反醒，是这个时代的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以及书商用来炒作获得商业利润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江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