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诗文钞》，清代道光十年（1830）刊印，分《诗钞》35卷，《词钞》1卷，《赋钞》3卷，《文钞》18卷，计57卷，收初唐至鸦片战争前与岳麓山相关的诗文1090首（篇），作者凡558人。

    该书刻版时的印数已无从考据，此后不曾重刊，今仅见湖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有藏本，余皆不知所踪。

    湖南师范大学藏本，原属岳麓书院所有。1903年清政府下令改书院为学堂，岳麓书院停办，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民国政府成立以后，又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在原岳麓书院的基础上，创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校产释数归湖南大学继承。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湖南大学建制撤销，部分院系搬出湖南，部分院系独立成新的学院，留在本部的院系改名为湖南师范学院和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原址一分为二，校产也一分为二。文科类图书归湖南师范学院，理工类图书归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9年，在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的基础上成立的新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校舍继续归新湖南大学管理使用，但已分出去的图书却无法追回。

    我初次见到这一藏本是90年代初期，当时知识分子忙于“下海”，无人啃那些发黄的故纸，图书馆显得清冷。我从满架的古籍中发现它的时候，厚厚的尘埃正覆盖着它，细小的书虫在上面爬来爬去，因为长久无人翻阅，内页已出现粘结。显然它已被人遗忘多时了，这套寂寞的隔世甚远的书唤醒了我压在生命深处的文化记忆，日渐式微的文化阅读欲得以复苏，从此，与这部书结下了渊源，有了文化人所特有的对书的贪婪。此后一连借阅了六次，每次都逐一通读，最近一次阅读耗时近一年，并撰写了一部专著，书名叫《诗说岳麓书院》。所谓“诗说”当然是一种浪漫的说法，往实里说就是用《岳麓诗文钞》中的诗歌来解释岳麓书院的历史文物。与以往的研究不同，这种研究有一种飘逸的快感。

    关于岳麓书院的诗文，只是《岳麓诗文钞》中的一小部分，实际上它是整座岳麓山的艺文志。是过去时代岳麓山的一幅绿色、温馨、脉络清明、情景飞溢、文史互证而又苍凉迷蒙的油画。个中的内容就像绵亘的山势一样，起伏跌宕，错落有致，有一种“山岳含黛水含烟”的妙趣。有时你走在路上，就会想起某一句诗来，想起某个吟诗作赋的人徘徊在岳麓山的野径荒草之中，感觉到先人离这个世界并不遥远，他们的灵魂，总是想方设法突破红尘的围剿，以艺术的方式关照着现代的城市，现代的文化，内心的黑暗被他们的灵光照耀得透明。这当然是从感性的角度去说的。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岳麓诗文钞》，它的价值在于它不偏不倚的文化立场让人感觉到过去时代那种对文化的热情，实现了文化的穿透力，在一种高贵的情调中展示近乎理想的文化品格，其特点显而易见。一是它的包容性。岳麓山自古就是一座儒、佛、道三教共存的名山，本书对三教互不偏废，各有所重；二是艺术性。名篇迭出，佳构纷呈，既有史诗性的长篇，又有偶感性的短章；三是作者的多样性。有杜甫、韩愈一类的名家，也有普通的官员、乡绅和士人；四是它的地域性和史料性。细细爬梳，岳麓山的文化历史，都在其中。凡此种种，都说明这部书的不同一般。

    这部书的编者是清代著名教育家欧阳厚均和他的学生。由于参编学生多不具名，以至无从统计参编者的具体人数。欧阳厚均（1766-1846，字福田，号恒斋，湖南安仁人）曾是岳麓书院学生，嘉庆四年（1799）进士，由于仕途不畅，官做得很小，自知没有前途，很早就辞官归乡，以教书为乐。嘉庆二十三年起主讲岳麓书院，任院长，一讲就是27年，成绩卓著。在中国的近代教育史上，还没有哪一位教育家可以与他匹敌，且不说门下弟子“著录者”多达3000余人，单举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数人，已足以令人惊绝，整整一部近代史都被他的学生写了。由这样一批人编选的这部书，其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样的一部书却在长期的战乱、腐朽、轻贱、流亡的时间旅途之中，逐渐消失了，剩下的孤本长年深睡在图书馆里，就像一个风蚀残年的老人，孤立无援，在我初次借阅此书后的数年间，好像没有第二人翻阅，这使我悲怜与感伤。

    由于时间的不可逆转，一部书的历程就像人的生命一样只有一条轨迹。我生活的城市，人们忙碌在喧嚣之中，淡淡的绝望、迷茫混杂着锲而不舍的对世俗名利的追求，这个时代所制造的太多的名不副实的“学者”散布在眼花缭乱的物质深处，红尘正驱赶着他们的灵魂。这样的灵魂缺场的时候，还有谁甘愿回到一部冷僻的古籍的心灵深处，寂寞地守护那道似真似幻的文化地平线？这惟一的一部《岳麓诗文钞》的存在是对时间和物欲的挑战，它未来的命运，超出了我的把握能力。维特根斯坦说：“明天会出太阳，是一种假设；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太阳是否会出来”。一本书的太阳藏在时间之中和文化人的智性之中，欢娱和苦难都将有自己的命数。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江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