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全面通读完林建法选编《2001年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时，内心的一个猜想正得到证实，那就是：那个差一点就要被我们忘记了的现实主义，真的已经在我们的作家中全面崛起。2001年，我读到了像《奔跑的火光》（方方）、《玉米》（毕飞宇）、《乡村、穷亲戚和爱情》（魏微）、《槐树的秘密》（姜贻斌）、《倒立》（莫言）这样的小说。入选的十几篇作品，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或者说是遵循着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写作而成的。就连对语言实验至今热情不减的吕新，他的《瓦蓝》也意外地让我们看到了简朴的语言表情和清晰的故事线条，而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一些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中。

　　我们不会忘记，如果时间往前追溯一些年，小说界的基本状况并不是这样的，那时的作家们，仿佛被实验和创新这条潮流的鞭子赶入了一个死角，似乎一个年轻新锐的作家不在小说中显露自己语言和叙述上的乖张的探索姿态，他就无缘成为文学的新生力量，也无缘被同样追求实验精神至上的批评界所关注。但不过是短短几年时间，实验的热潮已经在小说界逐渐退却，小说家们来到了一个更冷静的领域，开始研究“内心所发生的事情”，小说的外表由此变得朴素，不再乖张，但小说的内部却充满经过了现代叙事传统训练的精神空间。——我认为这种小说状态是更理想的境地。因此，前些年小说实验的成果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伟大，也没有像一些人说的那样，随着它的风潮过去而成为一次过眼云烟的革命行为，它实际上被延续在了许多作家的写作精神之中——只有当叙事实验不再成为一个外在的标签，而内在到了作家的精神之中时，文学探索的意义才开始真正显露出来。

　　也就是说，小说的叙事探索是非常重要的，但它转了一圈之后，往往又会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重新回到一些小说的基本母题上来，比如故事，比如现实主义，比如“内心所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在2001年的小说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可以说，这是异常冷静而沉着的一年，它没有外面喧哗的姿态，但我们依然能从中摸到一些小说的本质性的东西。作家们似乎正在摆脱某种国际化的影响，而逐渐进入一种中国经验的体验中，即便在叙事和语言上，也开始寻找真正中国化的方式。

　　作家们渴望更深地卷入当下的现实，更深地理解自己身边的人真实的生存状况，于是，就有了我前面所说的现实主义的崛起。在这里，现实主义不再是原先那个陈旧的概念，也不再是一种死去的写作方式的代名词，在新一代作家的笔下，现实主义已经被现代叙事精神所激活，成了作家理解存在真相的最好的解码口。

　　2001年好好小说，大多是写农村故事的。我不是题材决定论者，也不会幼稚地以为中国的现实就是指农村生活，但这些年写得比较好的小说，几乎都是以农村为空间来展开的，这也是事实。可见，如果从处境学的意义上说，农村生活似乎更便于作家了解中国人真正的生存。尽管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尽管中国富裕阶层的生活水平已经不亚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但这些人骨子里的精神或许还是农村的——不少人还面临着物质和精神的基本匮乏，那种西方式的因意义过剩而有的都市焦虑远没有来临。物质的饥饿和精神的饥饿深深地交织在一起，正如我一直以为现代性的冲突才是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精神遭遇一样——而非所谓的后现代苦难。有一个西方美术理论家曾说，现代性团结了全人类。

　　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小说的处境学，它需要有作家来面对和解答。

　　这些阅读经验，坚定了我对现实主义的重新理解：如果我们把现实主义看作是作家精神在场的根本处境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决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为了写出现实更多的可能性；它也决不是简单地复制世界的外在面貌，而是有力地参与到对一个精神世界的建筑之中，并发现它的内在秘密。2001年的中国小说也许只是一些现实的片断，但合在一起，就展示出了一种小说的处境学，一种难得的务实精神。如果作家们能进一步将现实往存在的领域挺进，当代小说在获得中国化经验的同时，也将变得更为内在而锐利。

　　布莱希特曾这样说过：“我们的美学像我们的道德那样，是取决于我们的斗争的要求的。”我想，每个时期作家都有自己的斗争对象，叙事、结构、故事、存在的冲突等，都曾充当过作家的斗争对象。而2001年，作家们的斗争，似乎共同选择了一个对象：现实。

　　现实，它是如此的令人费解而难忘。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谢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