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傍晚五点，一场急雨把空气中的污浊扫荡干净，校园给人分外清爽的感觉，微略带着寒意。当我们一行人绕过书院再穿过桐荫别径到达印象吧的时候，伍继延师兄和周诺老师（原湖大校报总编辑）已经等候在那里。伍师兄是我们这次预备采访的最后一个人，也是在心灵上最能深刻理解江堤老师的人之一。当年他们在岳麓山下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后来江堤老师坚守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了诗人、散文家；而伍师兄则走出了湖南，在外闯荡开创自己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说，江堤是诗人，而他是“人诗”——即用人生去写诗。

    记：我们还是从那次浪漫之旅谈起吧。当年您们骑自行车向楚文化的源头追溯，行程是怎样的？有着何种的文化目的？可不是为浪漫而浪漫吧！

    伍：那是在86年，当时正好韩少功的《寻找文学的根》发表，形成了一股文学寻根热，也就是“寻根文学”。另一个巧合是86年我要离开湖南到清华读书，当时我长到22岁了。当时有这样一种预感，觉得自己要离开湖南了。当时江堤、肖春源刚毕业一年，我就去找他们，说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寻一次根”。

    我们想设计一种出行方式，最好是接近古人的方式，因为我们仅仅去看那些死去的文物是不够的，必须要去感受那种鲜活的东西，因文化是要靠人来传承的。当时甚至想过租艘小渔船顺江而下。但我跟江堤都不会游泳，怕落水后淹死，后来就干脆选择骑自行车，骑自行车这种方式大致相当于骑马的速度了；第二是路线，既然湖湘文化重要的源头之一是楚文化，我们肯定要去楚文化的中心寻根。再者我们还有一个很明确的文学理想，就是屈原。因为我的老家湘阴是屈原死去的地方，我们想从他死的地方追溯到他的出生地。

    最后我们规划的路线是从长沙出发，首先到湘阴，再到汨罗江边的屈子祠，再到岳阳，过长江到洪湖。我们本打算顺着长江往上骑，后来江堤改变了计划，他想要坐船，我们就一船坐到了荆州，再从荆州骑自行车到当年楚国的故都纪南城。我们赶到那儿时正好是夕阳西下，天边有一抹晚霞，纪南城两三千年的城垣已经没有了，只剩一线凸起的土堆，上面长满了野草。这种变迁我在长江的船上就已经感觉到：当年的云梦泽已经被湖南湖北瓜分成若干个大大小小的湖泊，只剩下一些残梦了，何况当年人类文明创造的城市？

    我们从那里又骑车到了宜昌。之后又继续往西行，因为我们必须西溯峡江到屈原出生的地方去。我们从宜昌又坐船，一直坐到奉节。在回程的时候，专门选择了屈原的故乡秭归，拜谒了建在他出生之地的一个空坟。之后就又骑车回到了宜昌，到了当时江堤的女朋友、现在是他的老岳丈的家乡公安县，在他们家里大吃大喝（笑）。再从那里骑车到湖南澧县，本来是计划从澧县一直骑到常德益阳。后来一是我开学的时间快到了，另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一段太熟悉了，再去的话意义不大。因为时间不够，我们又不能买一叶扁舟沿江而上，所以就坐大巴回去，把自行车丢到大巴上，回到了长沙。

    前前后后大概二十来天，这是一次精神上的寻根之旅，也是一次湖湘文化的体验之旅。因为我们都是住在沿途农民开的小旅馆里，直接和今天乡村的人民相接触。

    记：您刚才讲的“浪漫之旅”，实际上可以归纳出一个“远方”的主题，海子就说过“在最遥远的地方，我最虔诚”。“远方”关乎的是宏大叙事，是国家民族的前途，是文化的寻根。九十年代后，诗人们从远方回归到日常生活。尤其是现在的学生，更加关注自我，远离公共话题，比如就算长沙本地举行一场诗歌朗诵会，也很少有人去参加，与您们那一代形成了一种鲜明对比。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伍：我觉得这不奇怪，这是好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局限是在一个集体主义环境下生活的，集体至上，所以我们当时很容易把个体忽视掉了。实际上在一种宏大的外表之下，也隐藏着自我的私心。有这种“天降大任”的使命感的人毕竟是少数。现在大学扩招了，那个时候大学生本来就少，也只有少数那么几个人是这样的。换句话讲，市场经济带来的人对自身权利的关注就从经济利益开始。你从上大学开始就得交学费，我们上学是国家让我们上，毕业了自然要为国家做事。你们上大学要自己出钱，工作也要自己找，那当然要为自己考虑了。这一点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经常讲的湖南人要根除一种伪伟大心态。自从出了毛泽东以后都觉得湖南人很伟大，实际上哪有那么多伟大？我们还是少谈些主义，多解决些问题。

    记：江堤老师在诗歌上最有成就的就是创立了新乡土诗派，您简单谈谈对这个诗派的理解吧。

责任编辑:雪马
作    者:张岫 潘亭亭 伍继延